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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昭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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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昭华,女,山东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法兰克福大学考古专业硕士。本博客所有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盖昭华所有,保留全部权利。谢绝任何形式的未授权转载,摘编,以及图片引用。多谢各媒体支持,欢迎认真合作。 约稿联系信箱: liupeng_0_0_0@sina.com。 另本博客不做免费广告,未经允许的广告留言一旦发现马上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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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警惕社会中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  

2012-06-03 04:39:58|  分类: 杂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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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写的有些长了,只喜欢看我游记的朋友可能觉得太枯燥,当然,我知道还是有些朋友喜欢看我写的经济和政治类文章的,因为这几天不少人给我留言要求我多写点类似的东西。今天谈谈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大家可以结合着现实来看,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美国和中国都是已达到不同文明高度的社会。可为何这两个社会仍然克服不了一些让人吃惊的、与高度文明不相符的现象?原因可以找出许多,这里只谈其中一个重要的共同原因,即:许多人把达尔文所提出的“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原理随意扩大应用到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中去,使之被曲解为“强胜弱汰”的丛林生存法则而成为一种信条。对这些人来说,人在社会中生存就得像野兽一样,处处必须以强制弱、以大吃小的姿态出现;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只能沦落为被奴役或淘汰的命运 。这种将自然科学关于生物或物质的原理随意应用到具有思维能力和道德情感的人类身上是常见的一种对不同性质东西等同对待的思维逻辑错乱。

      其实,达尔文起初是以“自然选择”来描述他所发现的进化法则的。后来见到同代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将他的“自然选择”改称为“适者生存”后,他觉得也挺合适,就在《物种起源》的第五版也采用了斯宾塞的用语。但他对“适者生存”的理解主要是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也就是说,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较可能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将被淘汰。明显地,达尔文所理解的适应性或“适者”主要是针对物种在生存延续的过程中是否能给后代留下更多有利的基因而言的。而斯宾塞的理解则主要从竞争角度出发,认为生物界各个物种的生存都存在着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他还认为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一样,也是一种“物竞天择”的过程。不管达尔文与斯宾塞对“适者生存”的理解有多少异同,“适者生存”的概念从此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清末民初的政治活动家杨度就曾说过:“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与杨度的同代翻译家和科普教育家杜亚泉 曾写过一篇《物欲泛滥的丛林世界不可能造就共和与宪政》的文章。该短文写道,“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称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已成丛林世界:‘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杜亚泉总结说:物质主义的流行,给社会带来了三大祸害,一是刺激国民的竞争心,二是令人们的物质欲望亢奋,三是使人类陷于悲观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在杜亚泉看来,这样一个为物欲所绑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共和和宪政的,它只会成为威权的温床:‘物质竞争之社会中,而欲构成真正之共和国家,发生真正之立宪政治,吾知其决无是理也。’杜亚泉的判断是准确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最容易建立的反是威权主义的专制政体,即:在私人领域放纵国民发财享乐,声色犬马,而在公共领域限制国民的政治自由,听凭国家权力由各种‘有力’的利益集团角逐竞争,最高统治者则通过平衡各种对抗的物质势力,保持自己对主权的垄断。北洋年间的政局,恰是如此。”有意思的是,清代洋务派代表之一张之洞晚年欲以中国传统儒家的“义利”观修正物质主义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提出“中体西用”的主张,却被他的幕僚辜鸿铭后来概括为“道德上的耶稣主义”(中体)和“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西用)的古怪结合(意大利中世纪政论家马基雅维利主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辜鸿铭写道:“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孙中山当时也看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危害,在1919—1920年撰写的《建国方略》中写道:“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大陆再也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土壤了。可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民主法制的约束保障,虽然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没有了市场,但取而代之的却是统治者日益炽盛的以无产阶级先锋队专政为核心的统治思想。随着这种列宁创立的先锋队专政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愈来愈获得加强的过程中,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逐渐成为一句空话,一切都是一把手说了算,而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一把手就在权力没有受到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在前苏联、前东欧、中国、北朝鲜等列宁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制造出一个个灾难和悲剧。在中国,先锋队专政思想不仅断送了建国初期的好景,还制造出反右、庐山斗彭、文革炒家、逼供、武斗、倒刘、林彪叛逃、四人帮事件等悲剧。文革后的中国曾有一段时期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使政治有望走上正轨,但由于未能摒弃列宁无产阶级先锋队专政的思想,遂又演出了不少悲剧悲剧。而且,在拜金主义思想泛滥的情况下,本已销声匿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已复辟崛起的马基亚维利主义的支撑下卷土重来。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大陆出版了大量港台和大陆作者写的有关厚黑学一类的书籍,教人如何运用原始的丛林法则不择手段地去拼搏,取得成功;进入九十年代,又有书和电视剧频频介绍和珅、胡雪岩等这些既能积极融身于当时的社会体制又谙熟权钱交易手段的清代名官名商,大陆社会一下子涌现出众多“厚黑学MBA”硕士与和珅、胡雪岩类的徒子徒孙;之后,2000年代中期一本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包装成可歌可颂的狼性而写成的《狼图腾》小说风靡中国,连续3年成为中国最畅销小说。近期的则包括张显副教授为打赢官司而大量转发网友造谣的帖子,韩寒的所谓抱着善的心态去求真等。就这样,以先锋队专政为核心统治思想的列宁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基亚维利主义结成了畸形的精神盟友。其结果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社会贫富悬殊愈加扩大,类似小悦悦的悲剧与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毒胶囊、死猪肉等事件层出不穷。

      对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向与之维持着不同程度的亲和力。与欧洲国家所实行的能兼容社会主义思想成分的社会市场经济不同,美国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个人奋斗,在竞争中能够获得成功的人就是强者,就是能实现“美国梦”者。这种思想本无可厚非,但其所忽略的是,在所谓“自由”竞争中的所有个人是否公平地具备竞争的平等条件。明显地,具备有利竞争条件的人和缺乏竞争条件的人在竞争中谁能获胜不言而喻。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极端信徒就是认为竞争是自由的、放任的,无需给竞争者创造尽可能平等的竞争机会,反正胜者为王,败者任其自生自灭。这种想法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主张何其相似。不难想象,在资本主义发达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为何会衍生出以强凌弱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歧视所谓“劣等”民族的种族主义、仇视其他强势民族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消灭“野蛮”原住民以使土地能得到更多开发的扩张主义等。所幸美国又是一个具有较长民主法制传统的国家,而且美国人并不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此,经过几代美国进步人士不懈的民主斗争,美国的有色人种和妇女的地位提高了不少,美帝国主义的猖狂也受到一定的约束。

      在每个文明社会中,恻隐之心,人人有之。如何将之提升并普及为整个社会成员的义务是一个挑战。全民医保便是一种“人人助我,我助人人”的体现,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公民互助的隐性社会契约。 就是美国右翼保守的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的政策研究部主任 S.Butler 也曾说过: “如果一个小伙子把他的保时捷车子撞坏了,又没事先为车保险,我们也许会同情他,但社会决不会想到有义务帮他修好车子。治病救人的医疗保险则不一样。如果一个人心脏病突发倒在街上,不管他有无医疗保险,美国人都会帮助他。如果我们发现他有钱买医保却不买而花在其他方面,我们也许会气愤,但我们不会阻止他所应得到的医疗服务——即使这意味着最终是较勤俭持家的公民替他埋单。”这一段话指出对物与人的价值不能同等对待,并强调救助该得到救助者的必要性和人道主义价值观。

      说了这么多,总结下来:市场是基础,不能动摇,但我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lassiz-fair道路很危险,完全自由放任的制度最终必定是穷人受害。国家必须要在市场规律扭曲的地方发挥作用,比如全民医保,比如免费教育,比如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资本的力量不能无边无际,要通过合法的手段控制资本的暴利并补贴给穷人,我在微博中也谈到,即便是生产力水平达不到,搞个低水平的,相应层次的全民医保也是国家首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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